上海衛計委主任鄔驚雷深度解讀“上海健康服務業50條”
日期：2018/9/11
百度搜索“上海健康服務業50條”，結果高達320萬個，可謂最近名副其實的熱詞。
這份歷時半年多編制修改的《關于推進健康服務業高質量發展、加快建設一流醫學中心城市的若干意見》（下稱《意見》），何以如此備受矚目？接下來怎樣從紙面走向現實？健康界專訪上海市衛生計生委主任鄔驚雷，諸多問題的答案浮出水面。
緣起與概貌
浦東新區世博村路300號，上海市衛生計生委所在地。
透過辦公室玻璃窗，可以看到黃浦江的風景。與風景相映照的是，辦公室內剛剛經歷幾個月的忙碌和創新。訪談伊始，鄔驚雷沒有急迫切入正題，而向健康界逐一介紹《意見》編制團隊的部分成員。在他看來，這份頗具開創性的《意見》出臺，離不開團隊深入理解健康中國戰略、健康上海圖景，同時跨機構溝通，清晰描繪上海健康服務業的向前路徑。
出臺該《意見》，始于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高瞻遠矚，以及上海的一顆雄心，“加快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進一步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改善健康民生，促進經濟轉型升級”。
據鄔驚雷講述，2017年底，在市領導的直接牽頭下，上海啟動大調研并著手編制《意見》。
這個期間，除了征詢民意，同時吸納專家智慧——委托復旦大學、上海社會科學院、中歐國際工商學院3家機構開展平行研究。2018年2月，《意見》初稿擺在案頭，接著聽取多方的意見和建議，包括上海市人大、市政協，以及公立醫院、社會辦醫療機構、健康服務業園區、科研院所等。“調研深入、征詢廣泛。”鄔驚雷概括編制《意見》的兩個特點。
旨在推動上海健康服務業集聚化、融合化、特色化、高質量發展，《意見》囊括“總體要求”“加快健康服務業重點領域發展”“構建協同發展的健康市場體系”“加強健康服務業引導和支持”四個部分，共計50條政策。這也是“健康服務業50條”的簡名由來。
值得一提的是，《意見》指明重點發展的健康服務業領域——健康醫療、健康服務、健康保險，并針對每一個版塊制定細化措施。以“健康醫療”為例，較大的突破在于：社會辦醫機構經認定后，可享受高新技術企業或技術先進型服務企業的優惠政策；支持注冊全科醫生自主執業開辦全科醫生診所，并實行備案制；在公立醫院推行全職、兼職等不同的醫師執業方式；探索實施護士執業區域注冊。其他幾個版塊同樣亮點頻頻。
盡管產業背后往往跟“錢”緊密相連，但鄔驚雷更愿意用“財富”描述健康產業，因為除了自身創造經濟效益，還帶動科技創新、旅游創新等，撬動社會多個方面發展，這之于個人和社會都是用“錢”不能全面概括的“財富”。
正因為如此，《意見》寫明3個階段的目標：到2020年，健康服務業規模和質量不斷提升，增加值占全市生產總值比重力爭達到6%左右，成為亞洲醫學中心城市；到2030年，健康服務業增加值占全市生產總值比重達到7.5%，成為城市重要支柱產業，建成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健康科技創新中心。
到2035年，建成與卓越全球城市定位相匹配的健康服務業發展體系，健康服務業規模和質量居全球城市前列。
緊隨而至的，便是齊心協力追逐。
焦點與思考
經歷“經濟中心”“國際大都市”“文化大都市”的探索和積淀后，上海將城市定位與發展目標鎖定在“卓越的全球城市”。“卓越離不開健康。”鄔驚雷認為，建設“亞洲醫學中心城市”與上海城市總體定位一脈相承。
同時，他用6個“一流”概括亞洲醫學中心城市的內涵，即一流的醫學學科、一流的醫療服務、一流的醫學人才、一流的醫療保障、一流的公共衛生體系、一流的醫療監管。
“目前來看，亞洲醫學中心城市已初露端倪。”鄔驚雷告訴健康界。理由在于，2017年上海地區孕產婦死亡率3.01/10萬，嬰兒死亡率降至3.71‰，明顯低于全國平均水平，達到發達國家的先進水平；三級醫院出院者平均住院日為7.13天，明顯低于全國水平；三級醫院出院病人中，38.32%為外省市病人，上海成為國內患者流入最多的城市。這不僅直觀反映上海區域醫療衛生的高水平與高效率，還體現上海醫療服務的強輻射。
漂亮成績單的背后，是上海醫療技術和服務的雙重支撐。
據了解，上海交通大學臨床醫學等14個學科位于全國前列，基礎醫學等25個專業獲得教育部重點學科項目，25家醫院獲得136個國家臨床重點專科建設項目，主要臨床專業基本全覆蓋，涌現出一批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專科團隊，醫院聚焦臨床診療難題開展優勢專科聯合攻關，圍繞臨床，支持臨床推動臨床開展學科人才建設，為臨床服務技能和臨床科技創新能力建設夯實基礎。
對于優勢學科的定義，鄔驚雷有自己的見解，“學術成果能否被業內公認，有沒有醫療領先國家的醫生來此進修，有沒有外國患者轉診至此，我認為這是最直觀的指標。”比如，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內鏡中心，年診療量突破十萬例，并在國際上首創多項技術，常常接待國外專家來此進修，“這就是卓越”。
《意見》指出，上海將在未來3年投入12.9億元，通過“騰飛計劃”實施新一輪重點專科建設，構建臨床重點專科“振龍頭、強主體、展兩翼”的格局。
鄔驚雷解釋，即以普外科、神經科、泌尿外科等國內優勢專科為“龍頭”，達到國際領先水平；以心臟病科、婦產科等國內特色專科為“主體”，保持國內一流、提升國際影響力；以脊柱外科、手外科等重點亞專科，以及微創手術、臨床藥學等新興、交叉專科為“兩翼”，培育新的專科增長點。
政策與財政雙助推的重中之重，是臨床科研成果能否轉化為臨床指南或應用產品，面對這一目標，鄔驚雷強調，無論是部委直屬、上海市屬，還是軍隊直管醫院，政策均“一視同仁”。“歸根結底，這些醫院生根發芽于上海，服務于城市發展，上海市衛生計生委努力發揮平衡、制約與引導的作用，注重醫療資源的整合與協作。”
事實上，邁向“亞洲醫學中心城市”的上海，還得到多方認同。
2016年，第九屆全球健康促進大會召開，上海自信地向全世界展示健康促進方面的先進經驗，被世界衛生組織原總干事陳馮富珍稱贊“健康城市工作的樣板”。“當時，部分參會嘉賓到奉賢區一所學校參觀健康促進案例，還以為是我們特意選擇的地方，我說完全不是，上海類似的案例還有許多。”鄔驚雷回憶這個細節時，笑容里透露著自豪。
熱點與回應
健康界捕捉到《意見》的一個細節，“鼓勵發展一批國際化、特色化、高水平的社會辦醫療機構”，為何將“國際化”擺在首位？
鄔驚雷笑著回應，強調醫療服務多元化的同時突出強調國際化，這是上海城市的視野與思維。“如今遇到涉外醫療需求，上海不會慌，因為各醫院的服務能力與水平，以及與國際患者的溝通能力都在不斷提升。”鄔驚雷坦言，之所以將“國際化”看得很重，是因為上海有能力也渴望吸引國際資本和醫療品牌。
數據顯示，目前上海社會辦醫機構有2240家，其中醫院188家，門診部1070家，第三方醫學檢驗影像診斷、病理診斷中心59家。社會醫療機構核定床位2.1萬張，占全市醫療機構床位總數的17%。如何進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建立更加公開透明的市場準入模式和高效便捷的服務體系，鄔驚雷詳解了《意見》中的諸多亮點。
除了放寬規劃限制，《意見》還提出淡化等級要求，完善醫療技術備案制度，淡化醫療機構的等級要求，重點審核醫師執業資質和能力；放松從業限制，支持注冊全科醫生自主執業開辦全科醫生診所，并實行備案制等松綁措施。
“淡化等級，強調醫生資質，是為了醫療技術更快地普及，”鄔驚雷舉例道，以醫生集團為代表的醫療人才團隊，“如果不解放，是對社會資源的浪費” 。促活醫療資源的流動，不僅有利于醫療新技術推廣，提高患者就醫可及性，還對存量醫療機構開發新技術、提高服務品質提出了要求。
有人認為，取消社會辦醫療機構規劃限制是把“雙刃劍”：對于已經運營的社會辦醫療機構來說，不受規劃限制的新社會辦醫療機構容易造成惡性競爭。
對此，鄔驚雷給出另外一個角度的理解——市場自我調節。
具體而言，社會辦醫療機構會自覺地考慮差異化發展，從而形成良性競爭與合作，新虹橋國際醫學中心的雛形便是有力的證明。“雖然新虹橋國際醫學中心毗鄰諸多公立醫療機構，但目前美國安德森癌癥中心、新加坡百匯醫療集團、國藥控股等國內外醫療機構入駐園區，構成優勢專科集群。同時，實驗檢驗中心、影像中心、消毒中心、后勤保障中心等為公共支持保障平臺，這就形成了良性協作機制。”
近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改革完善醫療衛生行業綜合監管制度的指導意見》，意味著我國醫療衛生領域的全行業監管能力建設進入到法治化、制度化、專業化的新階段。而上海同樣做出不謀而合的響應，通過“制度+科技”的模式，構建基于信息化的健康服務全過程監管體系，維護健康服務市場秩序。
談及“制度＋科技”在監管體系中的具體應用，鄔驚雷興致勃勃，掏出手機向健康界展示上海的醫療大數據決策支持系統。通過該系統，上海市各級領導可以實時查詢權限范圍內全市的醫療數據。制度是依據，科技是手段。正是通過該信息系統，鄔驚雷近期發現某家醫院落實一項政策不到位，便馬上抽查這家醫院的門診情況，當面問責和督導。
鄔驚雷還向健康界透露，2017年上海市衛生部門聯合醫保部門約談醫生，都是依據信息系統實時收集的開藥量、藥方配伍等數據。此外，運用大數據方法，測算出公立醫院的病種組合指數，就可以科學評價每家公立醫院的服務效率、工作負荷、費用控制等。
鄔驚雷直言，一旦發現某家公立醫院醫療費用出現不合理增長，監管部門可以從其醫療水平或行為上找原因，“有沒有分解掛號？有沒有重復收費？政府可以從制度上改進，實現對醫療行業差別化、科學化管理。”據他透露，上海市衛生計生委下一步將增強事中事后監管，并把信息化監管逐步覆蓋社會辦醫療機構。
毫不避諱
鄔驚雷回應民眾疑問
2016年2月起，鄔驚雷擔任上海市衛生計生委主任，此前曾任復旦大學附屬婦產科醫院院長和多家醫療機構的管理職務，既熟諳管理，又擅長醫療業務。現在作為上海醫療衛生政策重要決策者之一的他，以開放心態回應民眾關切的多個熱點問題。
健康界：多點執業近期再次備受關注，一方面是政策鼓勵醫生多點執業，一方面是公立醫院普遍不愿意放人。上海市衛生計生委作為管理部門，如何去推動相關政策落地？
鄔驚雷：其實，我們可以用逆向思維考慮這個問題。公立醫院的醫生，從體制和法理角度講，他是一名全職醫生，我覺得公立醫院院長提出異議無可厚非。
所以，上海的做法更強調聘用合同管理，或者說用工合同管理，就是合同上寫明醫生的待遇、工作要求、所有的責任和義務。比如，我以前做院長的時候，科室主任提出多點執業，我就會提出要求，周六周日科室內一正兩副負責人，三人中必須保證至少一人在崗，這就是用工合同管理。
其次，上海的做法是希望醫生多點執業要留下“痕跡”，以便于政府更好地規范醫療行為。比如，醫生到一個沒有其執業科目的地方去執業，是不是違法？所以我覺得要雙向考慮問題，從社會契約精神來考慮，將來醫生更多地是社會人的身份。
健康界：當大量外省市患者涌入上海就醫，會對本地居民造成醫療服務不足嗎？
鄔驚雷：總體而言，上海的醫療資源是比較豐裕的。同其他城市相比較，上海的基層醫療服務水平還不錯，所以我覺得上海無論是對沿長江經濟帶，還是整個長三角地區，甚至于對全國醫療服務的支持，這個義務是客觀存在的。既然要建設成為亞洲醫學中心城市，對疑難重癥危急疾病的診療，上海具有義不容辭的責任。
其次，我相信隨著全國整體醫療水平的提升，外省市患者來上海就醫，更多地是到三甲醫院尋求診療服務。同時，無論是上海遠郊區，還是行政區的中心醫院，其服務能級正在持續提升，2017年上海二級醫院和社區衛生門診服務量的增幅首次超過三甲醫院。因此，隨著分級診療制度的完善，對上海本地居民的服務并不會減弱。
健康界：相比海南博鰲樂城國際醫療旅游先行區，上海自貿區的醫療健康發展有何不同？
鄔驚雷：一是醫療服務的基礎不同，上海自貿區跟浦東新區相連，區域內有仁濟醫院、上海曙光醫院、上海兒童醫學中心等合理的醫療布局與體系，起點比較高；二是醫療服務的團隊相對固定；三是服務的人群數量相對龐大，且結構多元，不僅包括本地居民，還有白領、外國人士等高端消費群體等。
另外，與上海自貿區相鄰的張江高科技園區，具備生物醫藥產業，臨床醫學基地等基礎條件。因此，一旦能夠爭取到相關政策，其惠及面、影響力和社會效應可能不同。比如，同樣一種藥品的開放，上海審批的量可能就較大。
我個人認為，一個是腫瘤藥物，可能從國家的層面上會優先的考慮，另外一個就是新進醫療設備，上海可能會大膽引進、使用、總結并推廣。上述政策都有利于國內生物醫藥產業、高端醫學裝備產業的發展，推動基礎和應用科研的有效結合。我們設想的健康服務業，不僅僅是開幾家社會辦醫的醫院，更多是要嫁接背后相關產業，如健康旅游，當外地患者到上海來就醫，能不能提供一些其他的健康管理服務呢？這些配套服務，都促進上海城市服務品質的提升。
信息來源：健康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