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魯制藥、揚子江藥業等是如何發家的？這40年，他們都干對了什么？

日期：2018/6/13

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醫藥產業的發展有兩組數字值得牢牢記住。

一個數字是“400倍”。1978年，改革開放元年，當年全國醫藥工業總產值是72.8億，而工信部統計的數字顯示，到2016年底，全國醫藥工業總銷售收入則是2.96萬億元。40年的時間，增長了超過400倍。這一增速使得醫藥行業成為國民經濟各產業中發展最快的一個產業，且遠遠高于全國GDP的增速。

另外一組數字，則跟中國醫藥企業的進出口情況相關，同樣反映了中國醫藥產業的變化。1978年，中國醫藥出口金額只有2.8億美元，到了1998年則達到31.2億美元，2017年則為608億美元。40年間，中國醫藥出口增長了217倍。

同樣是1978年，中國醫藥進口額為0.4億美元，1998年為11.4億美元，2017年則為558.8億美元。40年間，中國醫藥進口額增加了1397倍。

從醫藥小國、弱國，到醫藥大國、強國，中國醫藥產業根本性的變革就是發生在過去的四十年間，而這背后是整個中國醫藥企業的發展史與奮斗史。決定其成長的因素固然有很多，不斷變化的政策、歷史性的人物、關鍵性的公司、顛覆性的行業變革，這些都絕對無法忽視。

但如果僅從企業的角度來看，中國醫藥產業在過去四十年的發展中，其實不過這么幾個關鍵詞。但正是圍繞著這幾個關鍵詞，他們不斷變化、求新，迎來挑戰。

關鍵詞一：改制

1978年末，安徽鳳陽小崗村的18戶農民提出“大包干”，得到中央首肯，隨后在中國改革開放歷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一筆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才自此在全國農村迅速推廣開來。

而4年以后，同樣是在安徽，繁昌制藥廠34歲的女助理工程師朱國瓊，面對連年虧損的企業，和七個同樣心急如焚的年輕人一起，向縣委遞交了承包繁昌制藥廠的“責任狀”。盡管到現在，朱國瓊的名字早已淹沒在了歷史長河中，繁昌制藥廠也不知道在什么時候已湮滅無痕，但中國醫藥企業的改制浪潮，在此時才算有了正式的開端。

應該說，中國醫藥企業的崛起壯大，與國企改制、個人承包這樣的字眼密不可分。

例如1981年，40歲的李伯濤被任命為齊魯制藥廠的廠長兼黨委書記，主持全面工作。更早的時候，這家制藥廠還只是一個生產獸藥的國有小廠。李伯濤的加入，使得這家小廠開始正式向人用藥發展，并在此后的30余年中不斷發展壯大。2003年，齊魯制藥成為山東省屬國企產權改制的試點企業。由于擔心外資“水土不服”、國資“決策流程過長”，最終李伯濤決定由全體職工將國有資產全部買斷。而去看齊魯制藥的歷史就不難發現，幾乎所有對于齊魯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基本上都發生在2003年改制之后。

同樣在2003年改制的，還有已經連續多年位居中國醫藥工業百強榜的揚子江藥業。揚子江藥業的前身要追溯至1971年，當年揚子江藥業的創始人徐鏡人僅帶著募集而來的幾千元錢和幾名工人，創辦了一個制藥車間，后來在1988年春節期間因上海爆發嚴重甲型肝炎，揚子江在兩個多月供應了385萬包板藍根干糖漿而名聲鵲起。

這種例子在中國醫藥企業發展的幾十年歷史中數不勝數。神威藥業被稱作“兩口大鍋鬧革命”，正大天晴前身也不過是生產建設兵團的附屬企業，當時僅僅為兵團供應簡單的藥品。白云山實行經營承包責任制的時間更早，在1977年便已經開始，而當時的白云山制藥總廠也只是農墾系統的一個小廠。

盡管在國企改制、個人承包出現的同時，也產生了許多爭議，包括股權問題，包括產品問題，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一批因改制而在改革開放的大環境下得以迅速崛起的企業，在相當層面上代表了中國醫藥企業的一股十分重要的力量。

關鍵詞二：聯合

上世紀80年代，“聯合”、“橫向聯合”是各行業經濟體制改革的主要內容，醫藥產業也不例外。

1986年8月，我國醫藥行業第一個企業集團東北制藥企業集團在沈陽成立。而此后，新華醫藥集團、華北制藥集團、上海醫藥集團、中聯磺胺聯合公司、四川長征醫藥集團、成都西南醫療器械集團、北京醫藥物資聯合公司等一大批有影響的經濟聯合體出現。

醫藥工業之間的橫向聯合，改變的是中國醫藥企業過去大而全、小而全的封閉生產模式。這些企業集團以生產、技術和經濟為紐帶聯系在一起，使得當時醫藥生產企業的綜合競爭能力大大提高，并且帶動了工商、商商、科工貿的橫向聯合。

而當前一些被公認為成功的企業，如果追溯歷史來看，其也是諸多企業合并而來的，諸如石藥集團。1997年，原石家莊制藥一廠、二廠、四廠和河北制藥集團四家藥企合并，才有了石藥集團。

當然，也并非所有的聯合或合并都一定能夠成功。同樣是在1997年，山東當時最大的兩家制藥企業新華醫藥集團與魯抗醫藥集團在政府的撮合下合并，成立“新華魯抗集團”，但事實證明這兩者的聯合不過是形式上的戰略聯盟，并沒有涉及資產和生產的整合。 

關鍵詞三：引進

“外資特別是跨國公司，對整個中國經濟的市場化、法治化，中國營商環境的便利化、國際化，企業管理的現代化、標準化，作用是很大的。外資對提升中國的技術水平、人才素質、制造能力、服務水準，促進政府規章制度以及行業標準和國際接軌，改善廣大消費者福祉、創造美好生活，助力環保、教育等社會公益，等等，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秦朔關于改革開放的系列文章中，他如此說到。

具體到醫藥行業，外資力量的進入倒不一定能在如上所述的各個維度都能起到這樣的作用，但是外資藥企對于中國醫藥行業的發展，無疑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并且帶來了一些新的理念，如醫藥代表。

1980年8月2日，中國第一個合資制藥企業中國大冢制藥有限公司在天津宣告成立，也拉開了中國醫藥行業對外開放的序幕。隨后，中美上海施貴寶有限公司、無錫華瑞制藥有限公司、中美天津史克制藥有限公司、西安楊森制藥有限公司等中外合資制藥企業相繼成立。

所謂引進，就是要引進國外的先進思想，先進管理理念。而外資藥企的進入則給中國醫藥企業開始了一個新時代，也是在這個時代中，一批出身本土的跨國藥企職業經理人開始大放異彩，例如西安楊森的庒祥興，例如輝瑞的吳曉濱，例如阿斯利康的王磊。

西安楊森無疑是一家在中國醫藥企業過去四十年歷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它將醫藥代表這一概念發揮廣大，并培養了中國醫藥行業最早的一批職業經理人。

關鍵詞四：人才

不只一位行業資深人士如此表示：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最后十年，取得的成績可能要比前三十年加起來都多。而這改革開放的后十年，關鍵詞是創新加速。

而這種創新加速，根源是人才。大量海外學成的人才逐漸歸國，為中國醫藥工業帶來了新鮮的血液。“千人計劃學者，帶著項目回來的現在有將近300人，這些人不是在大學搞基礎研究的，而是扎扎實實在制藥一線。這些海外的人才和我們近年來送出去培養的人才，為我們的創新打下了基礎，再加上資本的助力，才讓我們醫藥企業有了本錢。”中國醫藥企業管理協會會長郭云沛如此談道。

例如王曉東。2004年4月，41歲的王曉東當選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2003年，他應邀回國創辦了我國科技體制改革的試驗田——北生所。而之后的故事，業界已經非常熟悉。2011年初，王曉東創辦百濟神州，2016年，百濟神州納斯達克上市，2017年，百濟神州與全球知名藥企新基達成近百億的產品授權，并宣布全面接受新基在中國的運營團隊。放在此前，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王曉東并不是孤例。貝達藥業的丁列明，信達生物的俞德超……這些如今在業界已經非常熟識的姓名經歷了中國生物醫藥發展最為迅速的十年黃金時間。與此同時，一大批原跨國藥企的高管或加盟本土企業，或自己獨立創業。華領醫藥的陳力，此前是羅氏研發(中國)有限公司首席科學官，基石藥業的江寧軍，此前曾做到過賽諾菲全球副總裁、亞太研發總部總裁的位置。而輝瑞原大中華區總裁吳曉濱近日離職，加盟百濟神州，這似乎更是點燃了一個信號：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高管，將有自己的新選擇。而這對于中國的本土創新起來說，無疑是一個好事。

信息來源:E藥經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