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藥企40年做了什么？誰風光依舊？誰被拍死在沙灘上？未來屬于哪類企業？

日期：2018/6/3

1978年，改革開放的元年，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中國醫藥行業發生了一件事情。這是中國醫藥產業步入關鍵性歷史階段的一個標志性事件，也是今天我們在此回溯四十年來中國醫藥企業發展歷程的一個根本前提：當年的6月7日，國家醫藥管理總局正式成立。

在此之前，中國的醫藥工業企業由1964年化工部成立的中國醫藥工業公司實行集中統一管理，但受計劃經濟體制與政企合一模式的影響，藥品只是各大類產業中的一個附屬品，獨立性嚴重缺乏，藥品生產經營企業受其所處部門直接領導，藥政管理機構反而對其不產生直接約束力。因此，一個獨立的、中立的政府機構來扮演規制者的角色，是中國醫藥企業得以發展的必然前提。

國家藥品管理局便是在這樣一種環境之下應運而生。當時該局由國家計委單列戶頭，衛生部代管，直屬國務院領導，具體負責把中西藥品、醫療器械的生產、供應和使用統一管理起來，從而結束了建國以來我國醫藥產業一直缺乏統一管理的尷尬局面。

而也是自此之后，中國醫藥產業逐漸呈現出不一樣的面貌。 

1978-1988：合資企業的萌芽

改革開放的第一個十年，外資企業進入中國市場的跡象開始發端，本土企業“承包制”的吶喊在此時發出。

最為人所熟知的，自然是1980年8月2日中國大冢制藥有限公司在華正式簽約。這是我國第一個合資制藥企業（中日合資）。當時中國大冢的注冊資本為7100萬元人民幣，主要生產的是2%米開朗滴眼液、培達片、美普清片。

對于中國醫藥產業來說，合資企業進入中國市場的萌芽自此而展開。引進外資、引進技術、引進管理、引進人才、引進設備。外資藥企的進入，使得“引進”成為了當時中國醫藥行業的新鮮血液。

第二家則是中美合資的中美上海施貴寶制藥，1982年5月正式簽約。盡管相較于第一起只晚了不到兩年，但其注冊資本已經達到了11164萬美元，這在當時已經是一筆非常可觀的數字。

四個月之后，1982年9月15日，第三家中外合資藥企無錫華瑞制藥（中瑞合資）正式簽約。而在此之后，中比合資的西安楊森制藥有限公司（1985年）、中美合資的中美天津史克制藥有限公司（1987年）、中英合資的重慶葛蘭素史克制藥有限公司（1988年）、中日合資的青島華鐘制藥有限公司（1988年）均是在這一階段落地中國。

必須要認識到的是，在當時那個年代，在中國市場建立一家中外合資公司絕非一件易事。“當時對外合資的事情都是中央辦的，地方沒權，審批一個外企，是要冒著政治風險的。”中美上海施貴寶的一位資深高管如此表示。

與外資企業的進入一同悄然開始的，是本土企業的變革正逐漸破繭。

1983年的陽春3月，安徽繁昌制藥廠34歲的女助理工程師朱國瓊，面對連年虧損的企業，和七個同樣心急如焚的年輕人一起，向縣委遞交了承包繁昌制藥廠的“責任狀”。這在當時不啻為一聲驚雷。1984年4月14日出版的《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的位置，報道了這一事例。

而在不遠處的山東，變化也正在悄然間進行。1981年，李伯濤被任命為齊魯制藥廠的廠長兼黨委書記，主持全面工作。這一年，李伯濤40歲。他的加入使得這家前身為山東省生物制品廠的獸藥企業，正式開始向人用藥發展，并在此后的30余年中不斷發展壯大，至如今年銷售額超過百億的大型制藥企業。

如今已經是上市公司中國生物制藥旗下核心公司的正大天晴，影響其發展戰略的核心改變同樣發生在這一時期。1988年，當時的江蘇生產建設兵團一師制藥廠（正大天晴前身）合作開發了第一個肝病藥物強力寧，而正是這一產品的出現，才使得正大天晴在日后把肝病藥物的研發及產業化作為企業的主導發展方向。而如今正大天晴已然是國內肝病藥物領域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1989-1998：外資密集進入，本土制藥崛起

改革開放的第二個十年，是外資藥企密集進入中國的十年，所有的主流跨國藥企，基本上在這一階段完成在中國市場的進入動作。這個十年同樣是中國本土企業迅速崛起的十年，當下各行業最優秀的企業，基本上也都是在這個十年間登上歷史舞臺。龍頭在涌現，新的營銷思潮開始發生，而一批敗局也在此發生。

這一階段外資藥企的布局，以輝瑞作為起點。1989年，輝瑞在大連建立現代化工廠；1991年，在蘇州建立健康藥物廠；1995年，在無錫建立制藥廠；1997年，在北京成立管理中心。盡管相較于后期的一系列動作如成立輝瑞投資、中國研發中心等來說，這些動作在現在看來并不起眼，但這確實是輝瑞這一全球大藥廠在當時中國的最直接的動作。

此后則是一系列外資藥企的紛至沓來。1993年10月，阿斯利康正式進入中國；1994年，拜耳在北京成立控股公司拜耳中國，負責有關技術轉讓、市場開拓事宜，并為拜耳在華合資企業的準備和運營提供支持。同年，羅氏投資4500萬美元在中國成立第一家合資企業上海羅氏制藥。1995年11月賽諾菲（杭州）制藥公司在杭州高新區登記。

外資藥企密集進入的同時，中國本土的制藥企業正經歷著一場覺醒。從現在往回看，1997年絕對是一個值得記住的年份。在這一年，恒瑞醫藥、正大天晴、石藥控股三家公司均在這一年成立。

1997年，恒瑞醫藥在孫飄揚的帶領下，由連云港制藥廠正式更名為恒瑞醫藥。而在當時接手時，這家企業正處于破產的邊緣，賬面不足10萬元。如今經過了超過20年的發展，這家企業已經是市值超過2600億的公司，這是中國醫藥企業目前市值最高的公司，也是唯一一家在市值層面可以比肩國際企業的公司。

石藥集團同樣如此。1997年，石藥集團在四家制藥公司的基礎上正式組建而成，這家最初以維生素為主導的制藥公司在經歷了多年的發展后已經成功的走向了轉型創新的道路。最近的消息，是石藥集團順利加入恒生指數，成為全市場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納入恒指的醫藥藍籌。

但之所以說1989年到1998年這十年是中國醫藥企業“覺醒”的十年，是因為除了這些成功企業的崛起之外，還有企業營銷新思潮的涌動，也還有一批企業，在當時正經歷著挫敗，甚至死亡的命運。

1995年的5月1日，深圳三九藥業把寫有“999”商標和“三九藥業”四個中國字的大幅廣告豎在了美國紐約曼哈頓最繁華、最具有商業標志意義的時代廣場。時代廣場從此出現了一種新的廣告語言——中文。

實際上，新的營銷理念幾年前就已經開始出現。1988年12月12 日，我國首家足球俱樂部東藥企業集團足球俱樂部在沈陽成立，宣告著藥企的一種新型營銷方式正在出現。一時間，醫藥企業贊助足球隊的做法開始風靡，后來以延邊敖東、廣州太陽神、廣州白云山、吉林亞泰、廣州醫藥等命名的足球俱樂部紅遍中國，正是來源于此。

但幾乎與此同時，在山東，當時全國最大的阿司匹林生產廠山東新華制藥廠卻處于一個巨大的輿論漩渦中。當時，由于阿司匹林價格倒掛嚴重，山東新華決定停產這種組常見的解熱鎮痛藥，一時間在全國醫藥行業引起巨大震動。這無疑是對當時藥品價格管理過死的一種無奈回應，而藥價也自此成為了企業最敏感的神經，藥品價格究竟該誰來管，政府還是市場，是放開還是管住？這種爭論自此開始延續。

整體而言，這十年一定是中國醫藥產業發展史上最關鍵的十年。數量巨大的企業在這一時間誕生，值得我們去記住。除了上面那些，還有例如1994年的東阿阿膠與綠葉制藥；1995年的修正藥業與益佰制藥，1996年的科倫藥業與康弘藥業，1997年的康美藥業與浙江醫藥，1998年的天士力與凱萊英，這些企業不勝枚舉。 

1999-2008：黃金十年的出現

改革開放第三個十年，是中國醫藥產業發展的黃金十年。在這一階段，原料藥企密集出現并發展迅速，到這十年的結尾才逐漸開始由盛轉衰；一批銷售出身的職業經理人開始敏銳的嗅到發展的先機開始投身創業大潮；由仿制到創新的思想轉換在這一階段開始覺醒，一批企業轉型成功；此前從未出現過的企業類型如CRO也在這十年間首次登上歷史舞臺。

從1999年到2008年的這十年，是原料藥企的黃金十年。海普瑞、新和成、華海藥業、仙琚制藥、常山藥業等原料藥企紛紛開始走向舞臺。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上世紀90年代，國外藥品研發及產能逐漸增大，產業趨于成熟，利潤逐漸降低，原料藥的生產中心逐漸從發達國家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其生產和研發進行著一場新的洗牌和發展。在這一階段，中國原料藥生產在全球青霉素等原料藥“最大出口國”的位置上穩居多年，中國的原料藥生產企業也擁有著全球最大的出貨量和產能儲備。

但輝煌的日子總會迎來挑戰。在這一階段的末期，環保壓力已經開始顯現。從2003年到2007年，僅海正藥業一家為環境安全累計投入的資金就多達3億元。這在原料藥企聚集的臺州，是一個常態。但對藥企而言，環保治理是個必須投入真金白銀的事情，醫藥企業的治污費用非常高，要花幾億元或者更多，環境執法力度不強時，企業寧愿被罰款也不愿進行環保投入。

也正是在這十年，一批原料藥企已經開始考慮轉型。從低端原料藥到高端原料藥，從高端原料藥再到制劑，在這方面，華海、仙琚都已經走出了不錯的道路。以華海為例，從目前的情況來看，華海已經成為了在美國獲得ANDA批號最多的國內制藥企業之一。

與此同時，隨著一批海歸人才的回國，一種新的業態開始悄然在國內醫藥市場中出現：CRO企業。如藥明康德，如泰格醫藥。2000年，已經在美國風生水起的李革毅然回國，創立藥明康德新藥開發有限公司，自此在中國開創了CRO這一行業的先河。近二十年的發展歷程中，藥明康德經歷了從不被看好到被追捧，到美國上市，后又退市，最近終于回歸A股，并在極短的時間內達到千億市值。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時代，中國醫藥市場上整體仍然以仿制藥為主，真正的創新少而又少。石藥集團于2006年10月上市的丁苯酞軟膠囊是一個例外，這是當時國內上市的第一個專用于治療腦血栓的新藥，對于石藥集團來說也是標志性的事件。

首仿藥也在這一時間開始出現。1999年，嘉林藥業研發的立普妥首仿藥阿樂獲批上市，享受8年行政保護；2000年9月1日，信立泰藥業的氯吡格雷拿到生產批文，作為波立維的首仿藥，早在原研藥之前進入中國市場。不管是首仿，還是創新，能夠看到的是，在這階段，仿制到創新的思想轉換在這一階段開始覺醒。 

2009-2018：醫藥流通國進民退，創新藥的爆發

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最后一個十年，醫藥流通行業的迅速整合，與創新藥的爆發，是最關鍵的兩個面向。

在2008年之后的幾年里，醫藥流通經歷了一輪大整合，成就了華潤、國藥控股、上藥集團等醫藥流通巨頭，被行業稱之為“國進民退”。醫藥流通領域的變革，以此為標志，正式開始。

首先是民營醫藥流通企業的爆發，代表企業是九州通。九州通的招數，是在醫藥流通業務基礎上，選擇以高毛利業務純銷、中藥材及中藥飲片、醫療器械等細分領域配送增強企業競爭力，從而在全國布局。相對于國企背景的流通企業，長驅直入，在各大城市布局，開疆拓土之時以九州通為代表的民營流通企業多選擇的是兵出奇招。

另一家民營地方性代表企業瑞康醫藥出的奇招是“打造器械流通領域的‘國藥控股’”。隨著行業政策落地，瑞康醫藥這家一直深耕山東市場的地方龍頭企業，開始抓住巨變機會，從經營省內器械流通轉向全國，加快了收購省級器械流通企業的步伐。

而華潤醫藥在港上市、國藥控股進行重組、上海醫藥并購康德樂，則都是發生在這一時間段之中。而華南的上藥集團、華南的廣藥集團、華北的天津醫藥、東北的哈藥集團、華東的南京醫藥、西南的重慶醫藥，則選擇了抱團取暖，共同出資設立平臺，開展全球采購。

事實上，這十年來，以資本力量為驅動的并購整合正在迅速發生，不管是在醫藥商業還是在醫藥工業。大批的企業在這階段成功走向資本市場，開始上市之路。但相較于這些，創新藥的爆發，才是改革開放第四個十年最值得關注的重點。

首先是一批重磅產品的出現。微芯生物的西達本胺、貝達藥業的埃克替尼……這些重磅產品的出現代表著中國在創新藥領域的水平正在向世界水平逼近，證明了在中國做創新藥的可能。

其次是一批最具經驗的科學家選擇回國創業。王曉東的百濟神州、魯先平的微芯生物、丁列明的貝達藥業、俞德超的信達生物、吳敬梓的歌禮藥業、杜瑩的再鼎醫藥、楊大俊的亞盛醫藥、陳力的華領醫藥、江寧軍的基石藥業、廖化新的泰諾麥博……這些企業數不勝數，全部在最新一個十年發力。

而最關鍵的，則是政策環境的變化。深化藥品醫療器械改革、實現優先審評政策、擴大藥品審評人員……新藥研發政策的鼓勵之下，中國的創新藥研發能力已然取得了重大的進步。這一點從國內企業近年來1類創新藥的申報數目上得到印證。

GBI SOURCE數據顯示，2008~2017年的十年間，獲批上市的1.1類化藥和1類生物藥（2007注冊分類）僅有十余個。但近五年來，CDE手里的國產1.1類化藥分子數目除了在2016年有所下降外，其他年份均呈上升趨勢。2017年申報數目為112個，包括臨床申請和上市申請，達到十年之最。生物藥申報數量62個，是2016年的2倍多。中國創新藥數量獲批將呈井噴之勢，已經顯現無疑。

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藥企正放眼全球，“從這里瞄準世界”！9月1日，由中國醫藥企業管理協會主辦，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醫療衛生?生物技術工作委員會指導，E藥經理人雜志承辦的第十屆中國醫藥企業家科學家投資家大會暨2018中國醫療健康創新成果年展將在北京雁棲湖國際會展中心舉行。

屆時將會有1000+創新項目、200+臨床專家、500+投資家、500+科學家、500+企業家、200+媒體總編參與，共同見證中國醫藥創新的崛起。

信息來源：E藥經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