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醫保部門通過了36種高價藥品的談判，把其納入了醫保報銷，這是許多大病患者翹首以盼的大好事，大家奔走相告！然而，患者到醫院看病時，卻發現醫院里普遍缺少這些談判藥品。甚至，前幾天還可以在醫院買到的藥品，納入醫保報銷后，醫院卻不賣了。為什么呢？原來在自費的時候，醫院由自費藥房提供這些藥品，這些收入是醫院的賬外收入，可以不計入“藥占比”；而納入醫保報銷后，醫院需要向醫保申報費用，就不能再留在賬外了，于是就需要納入“藥占比”考核。據說最近許多地區的衛生部門對醫院“藥占比”控制立下了軍令狀，如果哪家醫院的“藥占比”不控制到30%以下，院長就得走人。在這種情況下，醫院哪里還敢用這些貴藥？

在一次調研會上，有支持“藥占比”控制的專家說：“我們相信醫院的處方中還有許多水分，希望醫院能把真正要用的談判藥品放進入，而把不必要的藥品擠出來，‘藥占比’控制就是激勵醫院騰籠換鳥”。話音剛落，北京某著名醫院的藥師說：“請你看看我們醫院的藥品采購目錄，已經全部是必須藥品了，還能騰出‘鳥’來嗎？”另外一家知名醫院的藥師連忙幫腔說：“我看他們確實騰不出‘鳥’了，估計我們也騰不出多少鳥。”

也許，“藥占比”要管的是那些用“安全無效”的藥品提供無效治療的醫院，而真正為患者看病的好醫院，“藥占比”真的壓不下去了。

國際貿易理論告訴我們，發展中國家的“藥占比”必然比發達國家高許多！在國際貿易理論中，把商品和服務分為可貿易部門和不可貿易部門。自從我國改革開放以后，外資制藥企業大量涌入，藥品行業就成為了可貿易部門；但是國家之間勞動力的流動一般限制嚴格，所以服務業一般屬于不可貿易部門，醫療服務尤其難以跨國流通。

處于可貿易部門的藥品，全球價格趨于一致，因為只要有價格差異，必然會有人去套利，所以對于國際流通的藥品，全球各地價格水平的差異很少超過1倍；當然中國還有一些本國特色的藥品，比如不能出口的仿制藥和中成藥，其價格可能會保持在較低的水平。而處于不可貿易部門的醫生服務，各國的價格差異就非常大，估計美國醫生的工資是中國醫生的10倍。

看來即使在10年前，中國尚未進行嚴格的“藥占比”控制之前，中美之間巨大的“藥占比”差異也在正常的范圍內，不能說哪國的醫生更“黑”。

我們看看各種降低“藥占比”的辦法，來推測“藥占比”到底管住了什么。

控制藥占比最簡單的辦法，當然是像美國的醫生那樣，提高醫生的勞務收入，但是受社會經濟條件的制約，醫生的勞務收入不可能立刻提高很多，況且我國的醫生按事業單位干部管理，其勞務收入是受政府控制的。

第二個辦法就是增加檢查和耗材的費用，于是藥品費用的占比自然就下降了。近年來耗材費用增長尤其快，估計與這種行為有關，這迫使衛生部門又出臺了“耗占比”管控政策，不知道再過兩年要不要出“檢占比”控制政策。感覺上在玩“摁下葫蘆，浮起瓢”的游戲。

第三個辦法就是多收治一些輕病人，或者是可治可不治的病人，讓他們做一堆檢查。2009年全國的住院率為9.9%，2016年居然達到了16.5%！這其中有多少水分？當然，住院率急劇升高由多種因素推動，“藥占比”政策只能算其中之一吧。

第四個辦法就是老老實實地降低藥品使用量，或者用便宜的藥品。有位“醫改”專家把藥品又分為兩種，一種是給醫生送“獎金”的藥，另一種是真正治病的藥。相應地，醫生也大致上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主要靠收取藥品回扣獲得收入的，另一類是真正靠給病人看病獲取收入的。對于第一類醫生來說，他們有“騰籠換鳥”的空間，但為了保住現有的收入，他們當然是抱著籠子不換鳥。對于第二類醫生來說，他們已經沒有什么鳥好換了，籠子就這么大，新的鳥（新藥）擠不進來。所以，最后兩類醫生對高價談判藥的行為是一樣的，就是不讓新藥進來。

針對談判藥品進不了醫院的問題，有些地區的醫保部門采取了與藥店簽約結算的方式。這種做法滿足了醫院藥占比控制的需要，但是全社會的藥占比卻提高了！如今許多地區在推廣這一經驗，但是總感覺有點“削足適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