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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不少醫院門急診患者一天就有1萬人次左右，藥師工作量大，很難及時處理全部處方問題，而且后置審核若對已繳費處方發生退費，極易導致患者不滿意。在這種情況下，利用信息化手段對處方進行嚴格的“人工干預”，尤其是事前干預尤為必要。而且按照《處方管理辦法》規定，當藥師發現處方存在潛在風險時，藥師有義務干預和糾正，如果醫生不聽從藥師建議，根據法律規定，藥師有權拒絕發藥。

2017年年初，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朝陽醫院全面施行處方前置審核，在醫師和藥師雙審核通過后，處方才能到達患者手中。通過處方前置審核軟件，醫生在電腦上開出處方，點擊提交，軟件即刻進行審核，通過審核的處方，才會進入交費、取藥環節。如今，每天1萬多人次的門急診患者和近2000人次住院患者的所有處方都需要經過合理用藥審核，門診處方不合理率也從2011年的7.82%下降至目前的不足0.01%。該院負責人表示，醫院不僅在宏觀上進行指標動態監控，而且微觀上做醫囑質量點評。門診處方發藥時，醫院信息系統會對配伍禁忌等彈出提示信息，同時藥師進行人工審核。

將問題攔截在處方交到患者之前，是很多醫院共同的努力方向。在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藥師—臨床醫生信息交互平臺可以及時告知醫師不合理處方信息，通過專職藥師對可疑問題在處方繳費前實施人工復審，避免了醫師強行“闖關”和系統不識別束手無策的弊端。北京回龍觀醫院利用PASS合理用藥監測系統軟件和PASS臨床藥學管理系統軟件，也實現處方（醫囑）事前審核功能，同時實現了全方位、多角度處方（醫囑）點評。

“排隊取藥”的抱怨聲很多人可能見怪不怪了。“信息化是個好幫手，既節省人力，又提高準確率。”一名三級甲等醫院的副院長說。

現今，信息化滲透在藥品流通的每一個環節。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天壇醫院門診藥房實行了預調配，也就是說患者就診后，醫生進行診間扣費、自助機繳費或在窗口繳費后，藥品信息會同步發給電子藥架系統，藥劑師可以立即調配，將調配好的藥品放置在電子藥架相應的位置上，患者來到藥房時直接取藥即可。同樣，北京協和醫院5年前便采用全自動整盒發藥機發藥，患者交費完成后，處方信息會傳到藥房，發藥機會自動配好藥。該院負責人說，通常是患者還沒走到藥房，藥就已經配好了，由以往的“人等藥”變為“藥等人”。

在北京市海淀醫院藥劑科，機器是“主人”，人工只是輔助。該院負責人介紹，藥品信息錄入系統后，全自動擺藥機通過藥品條形碼自主識別信息，自動調配藥品，藥師負責審核。同時，原來的藥品碼放模式轉換為機器軌道模式，利用了空間，窗口更寬敞明亮，整潔有序。中國中醫科學院西苑醫院門診中草藥房和中成西藥房采取了統一的調配模式，所有患者可集中候藥。

中藥物流的改進，把藥直接送到了患者家。北京大學第一醫院與金象大藥房、順豐快遞公司和支付寶合作，自去年年底開通了“北大醫院草藥直達送物流平臺”。醫生開具處方、經藥師審方后，電子處方信息實時傳遞至金象大藥房信息系統，進行配藥/煎藥；患者可在手機上填寫配送信息并提交，草藥即可通過順豐快遞配送至家中。傳統模式草藥方配藥，患者在門診等待抓藥需2個小時，如代煎需4個小時；“直達送”模式讓患者無需在醫院等待，藥品配送到家。

合理用藥離不開醫療保險政策和付費制度的調節，英美等發達國家的經驗已證實了這一點。北京大學第三醫院探索通過改變醫保付費方式促進合理用藥，如在抗菌藥物使用方面，醫院試行將合理用藥信息與臨床路徑工作相嵌套，由醫務處、藥劑科和醫院感染管理科以及臨床科室聯合，基于現有的指南和循證醫學證據，建立抗菌藥物應用臨床決策支持系統，對于不同疾病及不同狀況手術的預防用抗菌藥物分別建立醫囑集，便于醫生根據患者病情選擇。如果與臨床路徑用藥標準不符，則由系統自動彈出相關提示提醒醫生填寫變異原因。為合理應用抗菌藥物積極發揮了“防火墻”的作用，約束與引導臨床用藥，再次構筑起合理用藥管理屏障。

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佑安醫院在21個住院病區均安裝了智能藥柜，實現所有病區基數藥品賬物納入醫院整體管理體系，藥師通過藥房的智能藥柜體系，一鍵查閱病區藥柜情況，并在藥房智能藥柜實時滾動病區藥品的缺貨等突發情況。藥師參與病區基數藥品管理，杜絕了病區藥品過期現象，使近1/2的基數藥品取藥時間減少90%以上，提高患者用藥的及時性。通過智能藥柜系統，病房藥師參與病區藥品的管理，與臨床藥師在病區的臨床藥學服務形成合力，實現了藥庫、藥房、病區三級的藥品安全監控可追溯。

通過走訪各醫療機構，記者看到藥事服務借力信息化的招數真是不少，在給患者帶來便利的同時也極大地解放了藥事服務人員。例如，以處方前置審核為抓手，藥師合理用藥的把關作用得到了充分體現，體現藥師更大的責任與擔當，藥事人員也在醫藥分開改革的推動和信息化手段的助力下加速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