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將推進非營利性民營醫院和公立醫院同等待遇

日期：2016/9/25

導語：近日發布的上海市衛生計生改革和發展“十三五”規劃將明確推進非營利性民營醫院和公立醫院同等待遇

2012年底，張強宣布離開體制，自由執業。2014年7月，張強創立中國第一家醫生集團——張強醫生集團，之后，集團組建了五個專家團隊，并與和睦家、沃德醫療中心開展合作。而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在工商注冊企業法人的社會醫生組織，在全國范圍內有350多家。

張強告訴記者，民營醫院不論在建造成本，還是用水用電用煤，成本都遠遠高于公立醫院，而某些辦醫政策、區域規劃，更是把很多優質的民營醫療機構，排斥在好的區域之外。他說，醫生一旦跳出體制，辦醫會“比登天還難”。

醫生集團雖是行醫不辦醫，但運營成本也促使公司必須吸引融資。如果投入重資產辦醫，難度之大可想而知。上海市衛計委主任鄔驚雷就曾公開表示，目前上海的民營醫療機構床位數和服務數遠遠不夠。數據顯示，從2001年-2014年，上海社會辦醫療機構從223家上升為1695家，增長7.5倍;在上海醫療資源的占比中，社會辦醫機構數雖已占到57%，但是床位數僅占到10.5%，明顯不平衡。

因此，近日發布的上海市衛生計生改革和發展“十三五”規劃明確，要支持有資質的醫生開辦私人診所，發展一批有一定規模、影響和品牌特色的社會醫療機構。同時，推進非營利性民營醫院和公立醫院同等待遇。

上海市政協委員朱同玉表示：“我們一定要破除一個思想，辦醫的資金來源決定你醫療的服務水平，不是這樣的。我們應該給它倆一個公平的政策環境。其實我們整個國家，包括上海，都在朝這個方向走，關鍵要落地。”

弘暉資本的王暉，是業內最早投民營醫院，也是投民營醫院最多的投資人。在他看來，民營醫院的存在是公立醫療無法替代的：“城市中產對服務的質量要求非常高，對一對一的個性化診斷和治療的需求也非常高，這不是公立醫院能提供的，永遠提供不了。所以，他們呼喚民營醫療機構的出現，而且他們愿意為這種服務付出對價。從供給的方面，醫生也希望有一些地方能讓他們發揮自己的專業技能，并且獲得與專業技能相匹配的對價。”

對此，上海市政協委員朱同玉建議，把主動權更多的還給市場：“我們可以少一點規劃，讓市場規劃醫療資源的分配。比如一個小區里面沒有醫院，如果我們能夠非常開放、非常容易地注冊一個醫療機構，那么一定會有社會資本來做。”

然而，缺醫生、少醫保、補貼不到位，仍然是民資辦醫的最大阻力。

上海市政協委員朱同玉透露，現在公立醫院能夠得到一些補償，盡管補償力度還不夠，但私立醫院在這方面可能還是有一定的差距。

中國非公立醫療機構協會副會長郝德明對此有著更深的體會。他說：“同一個病，到公立醫院看病，要比非公立醫療貴，由于政策導向問題，醫保政策不完善，他到公立醫院看病，再貴都可以報銷，到非公立醫院看，便宜的，他還不能報銷。”

讓弘暉資本創始合伙人王暉糾結的，是醫生的尷尬處境：“醫生到民營醫院去的話，還能不能評主任、副主任醫師?能不能評教授、副教授?你的學術文章和發展怎么解決?你不把人最重要的、擔心的問題解決掉，醫生就不敢從體制里出來!”

曾擔任東方醫院心血管外科主任的張強，將這種體制性捆綁，稱為難以理順的“契約關系”：“政策出發點是好的，但執行非常困難，是因為沒有理順醫生跟公立醫院之間的契約關系，醫院要承擔這位醫生很多法律責任，甚至有些醫生從這家醫院帶走資源的時候，醫院的利益就會受到損害，所以醫院管理層很難發自內心的支持醫生多點執業。”

事實上，對于民資辦醫，已有多項頂層設計，市場正靜待政策“干貨”。2015年國務院印發《關于進一步促進社會辦醫政策落實通知》，其中明確四大方面，16項政策措施，涉及放寬準入、醫生多點執業、納入醫保定點等多個行業痛點。在更早的2011年，上海市就出臺《關于在本市開展醫師多點執業試點工作的通知》。

中國非公立醫療機構協會副會長郝德明對此相對樂觀，他表示，從國家層面上，社會辦醫過去說的三個門，彈簧門、旋轉門、玻璃門已經沒有了，但這個門現在有的是地方造成的。執行和落實，仍沒有引起重視。張強則指出，真正能夠帶動民營資本辦醫的，未來一定是自由醫生市場的形成，讓醫生成為獨立的、在市場上自由流動的主體。

對于社會辦醫，醫生、病人、監管者、投資人、行業協會，各自有著不同的聲音和方案，但也正因為這一問題牽涉方眾多、問題極度復雜，一時間難以厘清，也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找到破解之道。但是，解決問題的本質在于瞄準靶心，并非糾結于手段和工具，而辦醫的終極目標，只有一個——讓更多病人獲得性價比更高的醫療服務。一切指向這一目標的可能性，都不該讓位于局部集團的利益、體制的內耗或執行的怠惰。

我們企盼著，社會辦醫的諸多痛點能盡快找到一副良藥。

信息來源：上海醫藥商業行業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