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錦繡記憶】沈曉明：我的三位老師

日期：2016/9/14

我出生于浙江省上虞縣東關鎮（今紹興市上虞區東關街道），在這個江南水鄉度過了我美好的童年和少年時光。我的小學、初中和高中就讀于本土本鄉的學校，三所學校均在我家方圓數百米之內。對我來說，家和學校是融為一體的，家就是學校，學校就是家。

1979年，恢復高考后的第二年，16歲的我應屆高中畢業后考上溫州醫學院（今溫州醫科大學）兒科學系。在溫州這座城市，完成了我的本科和碩士研究生學業，嗣后被分配到杭州的浙江醫科大學附屬一院（今浙江大學附屬一院）做住院醫師。1988年考入上海第二醫科大學（今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兒科學專業的博士研究生，從此在上海學習和工作。期間1994-1996年我赴美國紐約的愛因斯坦醫學院附屬的Montefiore醫學中心兒童環境醫學科從事博士后研究。

在求學之路上，我遇到過不少非常好的老師，如東關鎮小學的宣連映老師、東關鎮學校（初中）的陳立鈞老師以及東關中學的徐南心老師等。由于交往的深度和時間跨度不一，三位老師對我的影響最大。

一、黃老師 

黃老師是我在溫州醫學院讀碩士研究生時的導師黃達樞教授。他留在我腦海里的記憶是一張“彌勒菩薩”般的笑臉，敦厚而慈祥。在與他密切相處的三年多時間里，我甚至沒有見到他生過氣、動過怒。他是我國著名的兒童呼吸病學專家，比較出名的是確立了流行性喘憋性肺炎的命名，并提出了相應的診斷標準和治療原則。當時的溫州醫學院剛恢復研究生招生不久，并沒有太多的教學資源，我們基本上是和同年資的住院醫生一起在臨床工作，同時在三年時間內完成論文和綜述各一篇，大致相當于后來的臨床型研究生。好在母校當時的臨床教學是非常扎實和有效的，我們在一整年的本科畢業實習結束之后，就基本具備了在臨床上獨當一面的能力，因此，那段以實戰為主的研究生訓練并沒有給我帶來多大的壓力。

黃老師給我專業上的指導頗多，他教我的兩個本領即使時過三十年后我仍然印象深刻。第一樣是新生兒肺功能的測量技術。當時，對人體進行肺功能的測量已有多種儀器可以實現，但無論采用什么儀器，都需要受試者的配合，即最大限度的深吸氣之后以最快的速度呼氣。這對成人來說經過一兩次訓練后即能順利完成測試，但對剛剛生下了的“不聽使喚”的新生兒來說無疑是不可能的。因此，在當時，即使是在全世界范圍內，新生兒呼吸功能的研究也很少。黃老師經過多年的臨床觀察發現，新生兒在啼哭時的動作大致相當于“最大限度的深吸氣之后以最快的速度呼氣”，因此只要拍打孩子的足底使其啼哭，即可完成一次肺功能的測試，哭得越兇，測得越準。這就是新生兒啼哭肺功能測試技術。我記得，我的一位師兄和我先后以此作為我們的研究課題，論文評議和答辯小組的專家教授無不拍案叫絕。

第二樣是如何通過觀察孩子在候診室中的情況，以在正式診察之前對患兒的病情有初步的了解。黃老師教導我，看病并不是從病人坐在對面的那一刻才開始的，當一個好的兒科醫生，要時時觀察、處處留意，發現病史和望、觸、叩、聽之外的有用信息，因為與成人相比，孩子的病情變化更快。但凡黃老師出門診，慕名而來的家長帶著孩子總是早早等在候診室里。那時的條件有限，說是候診室，其實就是診室外面的走廊。黃老師一上班，換好白大褂后不是直接進診室，而是帶我在門口的走廊里走上一圈。他不時摸摸這個小家伙的臉蛋，拍拍那個的肩膀，頓時拉近了與孩子們的距離，迅速獲得了家長的信任。他邊走邊和我說，兩種孩子要特別注意，一種是極度哭吵的，另一種是特別安靜的，這兩種孩子可能得的是急病、重病，要讓他們“插隊”，安排他們優先就診，以免貽誤時機；如果發現有呼吸時鼻翼扇動且臉色蒼白的，要馬上請護士安排吸氧并直接去急診室；而對于那些打哈欠、伸懶腰的小家伙，可放心地將他們留到最后，他們不會有大礙。他五分鐘一圈走下來，對要看的病人已經了然于心了。黃老師的教導讓我得益匪淺。我覺得，他傳授給我的不僅僅是臨床經驗，更是醫學的人文精神。

跟黃老師"學生意"

黃老師一張滿是皺褶的笑臉背后有時也頗有“詭計”。師母告訴我，黃老師是1958年為了創建溫州醫學院兒科專業，從杭州的浙江醫學院抽調的學科帶頭人。師母是浙江杭州人，且當時他們的大女兒蓓蕾尚未滿周歲，而黃老師本人是浙江黃巖人，在溫州也舉目無親，師母對舉家南遷是猶豫的。可是，在黃老師向她描述了溫州的海鮮是如何地唾手可得、鮮美可口之后，他們全家被成功地從條件較好的杭州“誆”到了偏居一隅、交通不便的溫州（此處，我想起了云南老知青和我講的“頭頂香蕉，腳踩菠蘿”的故事）。當然這是師母的玩笑話，其實師母除了猶豫之外，心里還是支持意氣風發的丈夫另辟疆場、大顯身手一番的。這大概是他們那個時代特有的奉獻精神。

近年來，黃老師由于糖尿病并發癥而臥病不起。業已年逾古稀的師母率領全家，不離不棄守候病榻。我每年都去看他一次，最近幾年去看他，他顯然已經不大認識我了，但我依然會每年都去向他報到，帶去我對他的致敬。今年年初，黃老師終因年老體衰、久病不治而與世長逝，終年96歲。我專程赴溫州與他作別。

郭先生，即郭迪教授，是我在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念博士研究生時的導師。在新華醫院有一個“潛規則”，全院老小都叫他郭醫生，惟有他的學生才稱他郭先生，因此，“郭先生”是我等學生們獨有的“福利”，當然這在新華醫院也是身世背景的象征。

郭先生是我國著名的兒科醫學大家，是中國兒童保健學和發育兒科學的奠基人。他在我的心目中是一個矛盾的人，甚至矛盾得有點極致。

首先，郭先生極度矮小，可能是我見到過的最矮小的成年男性（當然侏儒癥患者除外），可他總是受到國內外同行的仰視。

其次，郭先生極度寡言，有時一天也不說一句話，你不和他說，他不說；你和他說，他也不一定說；即使說了，也是寥寥、輕輕地，簡潔得不能再簡潔的幾個字，可他的意見總是在學術界一言九鼎，甚至一錘定音。

第三，郭先生極度簡樸，也十分“摳門”。醫院財務處的工作人員曾經向我抱怨，他為了少算的幾毛錢工資而親自去財務處反復核對；他用于書寫的鉛筆用到只有兩寸長時，總會套上一個塑料筆套，直至用到套上筆套也捏不住為止。可我清晰地記得，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全國幾個內陸省份爆發洪災，全院組織募捐，他一人就捐了10萬元，這在當時是一筆巨款，全院為之嘩然。

第四，郭先生上課和演講極度平淡，聲音細小，語調平平，缺乏激情，仿佛是一位有氣無力的老人在念一篇沒有標點符號的文章。有一個極端的例子至今仍然被我們幾位學生當作笑談而經常提起：有一次郭先生找我們兩三位學生討論研究課題，他講了半句話后突然起身，我們所有的人都覺得他去洗手間了，但等了一刻鐘也沒見他回來，后來聽從樓下上來的同事說他已經上車回家了。從此，我們會在背后揶揄，他是一個可以隨時下課的教授，不管講到逗號還是冒號。可是，他寫的學術論文和專著實在是精彩之極。他主編的《中國醫學百科全書?兒科分冊》至今仍然是兒科的權威參考書；他主編的《基礎兒科學》成為此后各種版本兒童保健學教科書的藍本；我們冥思苦想、反復修改的論文，經他加或減幾個字或單詞，就變得文理通達、氣息順暢。郭先生就是這樣一個矛盾到極致的人。

豎起耳朵請郭先生作指示

郭先生淡泊名利的高尚品德對我教育至深。兩個例子我一直記得。第一個例子是另一位老教授告訴我的。郭先生上世紀三十年代畢業于圣約翰大學醫學院，后去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醫學院留學，回國后加盟圣約翰大學醫學院的宏仁醫院，同時私人開業。解放后響應政府號召加入由圣約翰大學醫學院、震旦大學醫學院和同德醫學院合并而成的上海第二醫學院，后又被公派到前蘇聯圣彼得堡的巴甫洛夫實驗室進修。五十年代教授評級，按資格他是有希望評為一級教授的，但他覺得二級教授已經很不錯了，不能再向組織上提更高的要求。第二個例子是我親身經歷的。1999年，以我的畢業論文以及畢業后的臨床和研究工作為主體的成果參評國家科技進步獎，導師一般應該是排名前列的第一完成人，因為在當時即使貴為博導，得過國家科技進步獎的也是鳳毛麟角中的鳳毛麟角，但郭先生堅持要讓我作為第一完成人。他對我說：“工作都是你做的，我就是出出主意。再說，我已經近90歲了，要這些名頭有啥用，你們年輕人學術的路還長，你們有用。”次年，我們的成果順利入選，在我36歲那年成為當時全國最年輕的國家科技進步獎獲獎者。由此，我收獲了“第一桶金”，完成了學術生涯的“原始積累”。這一經歷，讓我更清楚地懂得，我在學術上取得一些成績，不是因為我有多能干，而是因為郭先生有多高尚。

郭先生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入黨的老黨員，他對己對人都嚴格要求，從不越雷池半步。2000年前后，我擔任新華醫院院長，那時他雖已九十高齡，但仍每周兩次來醫院上班。有一些同事總想通過他和我打招呼，希望在住房分配、職稱晉升、職務提拔、子女就業等方面得到關照。他的回答總是這樣的：“我是有一個學生叫沈曉明，但當院長的沈曉明我不認識，幫不上你的忙。”想開后門者只好悻悻而歸。

郭先生高尚、與世無爭的性格，可能還有他的小個子，使他延年益壽，他在大前年以102歲期頤之年仙逝。

John即是John Rosen，國際知名的兒童鉛中毒方面的權威，美國紐約愛因斯坦醫學院的兒科學教授，Montefiore醫學中心兒童環境醫學科的主任，他是我做博士后研究的“老板”。John和郭先生是多年的學術朋友，我讀博士研究生時就是根據他的建議，從事兒童鉛中毒研究的。此后他每年都來上海聽我的研究進展報告，并送來一些國內買不到的實驗器材，同時給我許多好的建議。我博士畢業之際，他邀請我去他那兒做博士后研究，重點是學習兒童鉛中毒的診斷和治療工作，目標是使我能在回國后建立中國第一個兒童鉛中毒診斷和治療中心。

同時認識郭先生和John的人都說他們兩個性格很相像，言語不多但內心細膩，外表冰冷但內心火熱。我在美國期間他對我學術上的指導和生活上的關照讓其他美國同事十分嫉妒。在工作上，他是我有求必應的“老板”；在生活中，他是我無話不談的朋友；在內心里，我們頗有父子般的默契。記得在我行將離開紐約回國之際，他在實驗室里為我辦了一個告別派對，平時話語不多的他惜別之情溢于言表。他說：“曉明要回中國了，曉明不屬于我們，屬于他自己的祖國，希望大家都要支持曉明把中國的兒童鉛中毒問題解決好。”在我回國之后，John每年都自費來我的研究中心幫忙工作，并先后資助和接受我的5名研究生到他那兒從事博士后研究工作。這些學生成為了John和我共同的學生。令我高興的是，所有學生全部如期回國，成為我研究工作的得力幫手。如今，他們均在各自研究領域有所建樹，都已是教授和博導。

第一次在國外重要的國際會議上發表我的研究工作，John和我一樣高興，拉著我在我的論文壁報前合影

John對我的支持源自于他家庭對中國的獨特情感，這種情感有西方人誠實守信的元素，也有西方人少有的慷慨仗義的元素，我感同身受。在我臨離開美國之前，我決定把我的這種感受寫下來，后來我的文字連載于1996年5月的《人民日報》海外版。

大約在七八年之前，John患腸癌，歷經多次手術和化療，仍保持相當樂觀的心態，在治療間隙一直處于工作狀態。四年前我借出差的機會去他家里探望，他心情大好，絲毫看不出丁點病態，并表示要親自前來上海領取市政府頒發給他的白玉蘭紀念獎。可惜時過不久，他因腫瘤再次擴散，終告不治，時年74歲。

三位老師于近年先后謝世。每送走一位，我對他們的思念更加深一分。在教師節即將來臨之際，我寫下這些文字，寄托我對他們的思念。

（作者簡介：沈曉明，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管理委員會主任、浦東新區區委書記）

信息來源：錦繡路上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