藥品帶量采購，不是不可能

日期：2016/1/6

上海開帶量采購先河，但會不會成為孤本案例？

帶量采購、量價掛鉤是藥品采購文件中的重要內容，也被認為是文件執行中最大的難點。因為帶量采購很難真正實現，采購主體也就無法通過市場化的手段，拿到最低的采購價格。

我國對藥品帶量采購提法最早始于2009年初，上海市閔行區公立醫療機構深化藥品管理改革的建議方案要求施行藥品采購“三個掛鉤”，即量價掛鉤、款價掛鉤和貨價掛鉤。然而，直到2015年，上海選出3個品種作為帶量采購的試點，才第一次真正實現了帶量采購。

上海試點的3個品種分別是阿莫西林口服常釋劑型（0.25g，450萬片）、頭孢呋辛酯口服常釋劑型（0.25g，3000萬片）、馬來酸依那普利口服常釋劑型（5mg，850萬片），采購周期一年。公布招標品種的同時，明確采購數量，市轄區內醫療機構上一年度相關藥品銷售數量的60%作為招標數量的基礎。

最終，3個品種均由國內制藥前20強企業中標，價格平均降低了64%，嚴禁任何形式的二次議價行為。運行3個月來，3個品種用量穩定，依那普利850萬片的招標數量已采購完，醫保辦正在按中標價格繼續采購。

為什么上海能成全國第一家？北京大學醫藥管理國際研究中心管曉東博士課題組在對上海的帶量采購模式研究后認為，中國藥品集中采購改革十余年，僅有上海市初步探索完成了三種藥品的帶量采購工作，這得益于上海醫改各部門間的職能調整。上海市藥事所負責藥品集中采購工作，其隸屬于上海市醫保辦，在市場交易中扮演了買方的角色，職能上具備科學預測某一藥品使用數量的能力，經濟上直接受到醫保資金預算壓力，主觀上有尋求降低藥品價格和費用的愿望。作為監督方又是醫生處方行為的最有力監督者，責任上對藥品質量安全最為關心。

此外，還有以下幾點經驗：

1、上海明確規定了劑型規格和數量，通過設定高于國家標準的內控標準選出優質國產藥，不區分質量層次，讓其與原研進口藥競爭，創造了公平競爭的環境。

2、為了保證帶量采購，上海專門設立藥品采購專用賬戶，預付藥品采購貨款。上海藥事所通過準確預測藥品使用需求，明確采購數量，嚴格管控醫生處方用藥行為，在此基礎上充分尊重市場經濟規律，簽訂購銷合同，預付企業貨款，支持企業有效安排生產計劃，提高生產效率，換來的是優質企業優質品種降價64%，充分體現了“帶量采購”的科學合理降價功能。

3、2014年12月，“上海市醫藥采購服務與監管信息系統”試運行，該平臺目前已覆蓋上海所有公立醫療機構1500多家，年采購額預計300億左右。該系統利用信息化技術實現對藥品在招標、采購、配送、使用環節的實時動態監控。以此為基礎，相關職能部門既可以科學預測藥品采購量，帶量采購，又能有效監督醫療機構藥品使用情況，及時預警。

廣東也是藥品帶量采購的先行者，2013年底，廣東省衛生計生委等10部門聯合制定了《廣東省藥品交易相關辦法（試行）》及相關配套辦法共九個文件。按照文件規定，廣東省醫療機構特定日期可按月或年度采購量和采購期限，交易平臺每月匯總全省報量，企業按全省量報價競價，從而獲得該期交易該品種全省醫療機構的采購量。

但和上海的做法相比，廣東的做法降低了生產企業的積極性，增加交易難度，并不利于真正意義上落實帶量采購、量價掛鉤。廣東醫保目錄藥品區分為四個競價層次，同層次同通用名、劑型規格的藥品同組競價。且競價品種交易時，醫療機構根據本單位的臨床需求，遴選時只能選擇擬使用品種、劑型、規格和競價層次，不能直接選擇生產企業。也就是說，交易平臺定期匯總公布醫療機構的采購量，但是同一通用名藥品，不同劑型不同規格不同量，可能會有不同的生產企業競標，且中標數量不同。

信息來源：藥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