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公開報道，截至9月2日，共有64家藥企被收回GMP證書，中藥飲片企業有47家，占比74.6%；而目前擁有GMP中藥飲片認證范圍的企業共有2203家，中藥飲片藥品生產企業共有1318家，僅有20%企業通過認證。
長期來看，在人口老齡化、疾病譜發生變化以及國家層面政策扶持、力推國際化等發展背景下，中醫藥行業成長空間非常可觀。
深陷“寒冬”的中醫藥產業，能否在諾貝爾獎這管“暖心劑”的提振下，觸底反彈，重現回暖曙光？
作為具有幾千年悠久歷史的傳統優勢產業，中醫藥近年來的發展并不順利：今年上半年中成藥生產在整個醫藥工業中增速墊底；頻繁飛檢和新藥典執行帶來的政策性洗牌形勢下，“中槍者”以飲片企業和中藥企業居多；中藥審批出現邊緣化趨勢，公開報道顯示，2014年批準的501個新藥批文中，中藥只占2.19%；新一輪的招標，部分省份嚴格限制和縮減中藥品種；上游原材料漲價和下游醫保控費的雙面擠壓呈愈演愈烈之勢……
眼下環境嚴峻，但多位受訪人士表示，長期來看，在人口老齡化、疾病譜發生變化以及國家層面政策扶持、力推國際化等發展背景下，中醫藥行業未來成長空間非常可觀。
企業方面，困境中思變謀動的例子比比皆是：康緣藥業建成國內最大的智能化中藥提取精制工廠；貴州百靈開設糖尿病專科醫院以醫帶藥；云南白藥創新傳統中藥以融入現代生活并試水養老、康復理療等下游醫療環節；同仁堂和天士力分別從傳播中醫藥和改進中醫藥兩個角度突破中藥國際化瓶頸；山東宏濟堂、湖南正清制藥等則發力中藥材溯源系統、中藥指紋圖譜研究，等等。
如諾獎獲得者屠呦呦所言，“中醫藥確實是一個偉大的寶庫、有寶貴的財富，需要我們去發現、挖掘和研究。”而在危機和機遇并存的關口，如何挖潛、實現中醫藥產業復蘇乃至優化升級，對政府和企業來說都是必答題。
“對做中藥的來說，現在的環境已經是最壞的。”這是一家藥企負責人的原話。媒體在調研中發現，不少藥企人士和專家都有類似感受。
工信部發布的數據顯示，今年1~6月，醫藥工業規模以上企業實現主營業務收入12355.61億元，同比增長8.91%，其中增長最慢的是中成藥生產企業，增速為5.2%，遠低于2014年同期的14.09%。
“增速不佳、市場萎縮是國內國際整體經濟形勢下的結果。”中國中藥協會副會長、湖南正清制藥董事長吳飛馳認為，上游原材料漲價和下游醫保控費的雙面擠壓也是事實，目前不可回避。
隨著新版GMP認證大限臨近、2015版《中國藥典》實施以及飛行檢查常態化，中藥企業或將面臨洗牌。根據公開報道，截至9月2日，共有64家藥企被收回GMP證書，中藥飲片企業有47家，占比74.6%；而目前擁有GMP中藥飲片認證范圍的企業共有2203家，中藥飲片藥品生產企業共有1318家，僅有20%企業通過認證。
有評論認為，政策性洗牌對于優化中藥產業結構有益。中國中醫科學院中藥研究所副所長楊洪軍介紹，從目前的中藥企業規模看，大型、中型、小型企業呈金字塔形分布，中、小型企業約占整個中藥行業的四分之三，規模以上企業不足5%，呈現“小、散、亂、差”。隨著監管趨嚴，優勝劣汰，中藥產業集中度有望提高，利于長遠發展。
但楊洪軍也指出，現在政府的導向是鼓勵企業做優質產品，但優質優價的問題尚未解決，在低價中標、優質沒有優價保障的情況下，這種導向所能發揮的作用有限。
“現在國家一系列政策出來最大的目的是撥亂反正，對于老字號企業來說是一次機遇。”山東宏濟堂制藥集團中藥研究院院長武勇表示，從反面看，此次洗牌其實是將以前政策上造成的一些后果讓企業來承擔，企業面臨較大壓力。
云南白藥集團總經理尹品耀表示，這種政策性的洗牌對于龍頭企業來說是利好，但國家在監管過程中，應用的部分標準和規范稍顯滯后，不符合現代的要求。例如，在質量管控中，有時候只看形狀、顏色。根據傳統工藝烘干的藥材是黑乎乎的，而現代冷凍干燥方法處理的顏色就不同了，這種情況下新工藝處理的產品可能會被判為不合格。
中藥創新形勢也不容樂觀。根據國家食藥監總局藥品審評中心發布的《2014年度藥品審評報告》，去年149個獲批上市的新藥(不含新批的仿制藥和改劑型藥品及進口藥)中，中藥只有11個，占比7.38%，低于2013年的12.7%。
中國醫藥質量管理協會副會長孫新生分析認為，主要原因在于很多中藥難以獲得臨床有效性的研究數據。
此外，由于招標受限、保護品種數量減少，中藥銷售市場也在萎縮。例如，福建省9月22日公布的招標目錄與上一版目錄相比，中成藥從1853種銳減到920種，一半以上中成藥品種被踢出，中藥注射劑品種數也驟降。
《2014年度食品藥品監管統計年報》顯示，截至2014年底，共有中藥品種保護證書376個，2012年底是913個，三年間，數量減少近三分之二。
“中醫藥發展還存在一個深層次問題，當前中藥研究與中醫理論脫節。”楊洪軍指出，中醫中藥是一體的，當中藥研究與傳統中醫理論脫節后，原本交織并行螺旋成的一股繩散成兩股繩，相互之間的支撐力減弱。這與以往科研體系碎片化有關，未來要從體制機制、組織形式上保障中醫中藥的關聯式、整合型研究。
過去多年醫藥界整體無疑屬于“西風東漸”時代，近年隨著國家對于中藥產業的重視與扶持，以及行業集中度水平和規模程度的不斷提升，中醫藥走向世界的步伐也在不斷加快。
自2009年開始，國務院及相關部委多次發文，著力推動中醫藥“走出去”，寄望中醫藥產業能與國家經濟實力發展同步，利用好國內國外兩個市場。
統計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雖然我國醫藥外貿增幅較2014年稍有回落，但中藥貿易整體表現比較突出，進出口額為24.3億美元，同比增長10.9%，比2014年高出8.8個百分點。其中，出口額為19.3億美元，同比增長13.5%。
亞洲地區依舊是中藥出口的主要市場，出口額達到11.6億美元，占60.7%。其中，中國香港、日本、馬來西亞、韓國、印尼是主要目標市場。美國是第二市場，近幾年一直保持較高的增幅，今年上半年我國對美國出口中藥2.7億美元，同比增長17.2%。
從出口產品結構上看，植物提取物占56.8%，增速高達29.6%，保健品和中成藥出口額均為1.4億美元，各約占7.3%。
不過，專家指出，植物提取物主要提供給國外植物藥和其他工業行業作為原料，“嚴格意義上講不能算做中藥出口”。而最能代表中醫藥特色的中成藥的出口一直在低位徘徊，去年僅占6.96%，今年占比小幅提升主要得益于價格增長。
“中醫藥‘走出去’面臨三方面的深層次障礙。”中國醫藥保健品進出口商會副會長劉張林分析，一是中醫藥文化尚未在世界范圍內獲得廣泛認可；二是以藥品身份注冊的困難，大多數國家的醫藥管理體系都是建立在現代醫藥發展基礎上，以中醫藥為代表的傳統醫藥的準入和監管困難依舊；三是營銷渠道和模式上的不足，與很多跨國制藥企業相比差距較大，前店后坊式的散點經營、代理式營銷已經不能適應中醫藥國際化的進程。
目前中藥產業國際化的發展，主要體現在境內中醫藥企業向全球銷售產品和提供服務這一層次上。但也有一些企業在全球資源配置、藥品進入主流醫藥市場方面取得進展。
例如，地奧集團、蘭州佛慈等企業在發達國家市場開展藥品注冊活動，積極推動制劑產品國際化準入；天津天士力通過入股歐洲最大的中藥批發企業荷蘭神州醫藥公司，并在非洲、歐盟、俄羅斯、越南等地建立自己的獨資公司，國外營銷網絡初見雛形。
“由重視產品銷售到兼顧目標市場的產品注冊，將是國際化合作的必然趨勢。”劉張林主張，針對中藥國外注冊難題，企業要充分考慮特定中藥品種是否適宜進入國外市場乃至其醫保體系，并選擇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可行性的品種，根據歐盟和美國對植物藥質量研究和質量控制的具體要求，在國內提前做好藥物經濟學和循證醫學的評價。
也有專家表示，在推動中藥以藥品身份進入主流市場上，應選擇優勢品種，突出中藥治療慢性病、疑難病、更年期病癥、風濕病癥、全球性重大疾病(如艾滋病)等方面的優勢。
劉張林還表示，中藥在國際市場上的推廣和營銷需要“業態再造”。一方面，境內傳統醫藥企業在營銷模式上缺乏創新，大多通過代理商將產品推向國際，中醫藥理念的傳達以及消費者反饋和訴求都非常不暢，因此產品往往缺少品牌效益，貿易風險加大。另一方面，由于醫藥產品的特殊性，存在注冊、認證、固定場所銷售等多個特點，境內中藥在參與國際競爭的過程中必須依托境外合作機構的支持。
可行的“業態再造”路徑包括，扶植和鼓勵中醫藥企業在海外建立研究基地、營銷網絡，加強中藥產品物流國際配送網絡建設；在境外開展企業合作平臺建設；與境外機構合作建立中醫藥示范區，特別是在一些基礎條件好的地方建立中醫藥中心，樹立樣板，通過屬地優勢進行推廣，等等。
北京中醫藥大學在俄羅斯圣彼得堡的中醫中心成為境外合作的一個典范。2014年12月，這家中醫中心開始實際的醫療活動，2015年3月獲得了合法的身份。
據介紹，這個中醫中心是北京中醫藥大學與俄羅斯圣彼得堡水務集團、巴普洛夫醫科大學合作建設的，中心的經營場所建筑面積2000多平方米，由圣彼得堡水務集團的職工醫院改建。
“我們前三個月是采用義診的方式，不收費，服務對象主要是那些有一定社會影響的人，希望他們能幫助推廣。”北京中醫藥大學國際交流與合作處處長張立平表示，現在中醫中心已經獲得俄羅斯國家杜馬傳統及民族醫學專家委員會的認證。北京中醫藥大學五年制本科畢業的醫師也獲得了俄羅斯康復保健專家資格證書，可以從事保健、康復工作。
據了解，北京中醫藥大學一直在嘗試與國內企業或財團攜手“走出去”的方式，俄羅斯的中醫中心即是成功的一例，目前，他們正在籌備澳大利亞中醫中心，這個中心是與西悉尼大學合作的項目。另外，北中醫在美國的中醫中心也在準備中。
除了高校和企業，國家層面也已有實際行動。據悉，今年6月份，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設立首批共17個中醫藥國際合作專項，其中包括中國-美國中醫藥腫瘤合作中心、中國-馬拉維青蒿素抗瘧中心、中國-中東歐中醫醫療培訓中心等。支持范圍涵蓋“一帶一路”海外中醫藥中心建設、中醫藥健康服務業國際化建設、中醫藥文化國際傳播、中醫藥產品國際市場標準化體系構建4個版塊，覆蓋23家單位。
此外，諸如同仁堂“以醫帶藥”模式、不少國外開設的中醫院改良中藥劑型主動適應當地生活習慣的做法，同樣值得借鑒。
“長期來看，中醫藥產業發展向好。”這是不少藥企負責人和專家的共識。
首先，近年來，國家層面針對中醫藥產業發展、中藥材種植、中醫藥服務貿易、國際化等方面制定了相應扶持政策。廣東、山西、湖南等不少省份提出將建立“中醫藥強省”作為發展目標，并頒布了具體的行動綱要。而此次屠呦呦獲得諾獎，也引起從中央政府、監管部門到各級地方政府對中醫藥的重視。
今年7月，國家發改委發布《實施新興產業重大工程包的通知》，未來三年重點開展的六大工程就包括新型健康技術惠民工程，而該工程的一大任務就是發揮現代中藥在疾病防治方面的作用。《通知》明確，充分應用先進技術和方法，構建中藥產業全鏈條的優質產品標準體系，制定涵蓋50%以上的中成藥大品種的優質產品標準和50%以上的臨床最常用中藥飲片的等級標準，建設中藥標準化支撐體系平臺，推動優質優價和中藥產品質量的全面提升。
其次，整個醫療體系的構建中，醫改、藥改都把中醫藥擺在比較重要的位置上。“中醫藥會迎來一個比較好的，相對比較寬松的發展時期。”尹品耀表示。
在醫改進入“深水區”、“啃硬骨頭”的階段，中醫藥系統在深化醫改方面亮點頻現。
公開報道顯示，2014年，中醫以4.45%的醫療機構、7.19%的中醫人員、占政府衛生支出比例2.61%的中醫機構財政撥款，承擔了15%左右的診療服務。同時，中醫門診次均費用和住院人均費用分別只占綜合性醫院的79%和74%。
最后，隨著經濟和社會發展轉型，疾病譜發生變化，人類所面臨的健康威脅已轉變為心腦血管疾病、神經退行性疾病、腫瘤等非傳染性慢性病，對于這些病原體不明確、多因素導致的復雜疾病，以線性思維和還原分析為特點的西方醫學遇到嚴峻挑戰，而中醫整體的、多靶點的、多層次的作用和調節，將發揮優勢。
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研究所研究員陳凱先舉例，肝癌到了晚期無法動手術，而索拉非尼這類靶向藥物的治療，費用10萬到20萬元，只能將病人平均的生存期延長2.6個月。而中醫有一些成本相對低廉的辦法扶正祛邪，生命延長兩年一年的例子非常多。“這方面好好總結形成一些規范化的中醫療法，對醫學發展來說是很大的貢獻。”
在陳凱先看來，當前的醫學模式也面臨困境，一是以征服心腦血管、癌癥等非傳染性慢病為目標的第二次衛生革命受阻，二是醫療費用惡性膨脹引發的全球醫療危機。
今年4月，國家衛計委發布的《中國疾病預防控制工作進展(2015年)報告》顯示，截至當時，已有2.6億人患有慢性病，腦血管病、惡性腫瘤等慢性病已成為主要死因，慢性病導致的死亡人數已占到全國總死亡的86.6%，而導致的疾病負擔占總疾病負擔的近70%。
“必須把醫學發展的戰略優先從‘以治愈疾病為目的的高技術追求’轉向‘預防疾病和損傷，維持和促進健康’。”陳凱先表示，而在這方面，中醫“治未病”為指導的綜合調理養生保健理論將發揮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傳統中藥企業積極把握新機遇。例如，貴州百靈與騰訊達成“互聯網+慢病醫療”合作，云南白藥麗江分公司則轉型做康復理療。
姜偉說，要發揮中醫藥、民族特色藥的優勢，“藥物研究和挖掘非常重要”。楊洪軍建議，大型中藥企業的發展戰略應該進一步加強企業創新主體的地位，重點挖掘產品新的價值，夯實產品的臨床和科學基礎，聚焦中藥創新產品開發、已上市產品二次開發培育、中草藥在大健康領域的研發與應用，尋求新的市場發展空間。
長期來看，在人口老齡化、疾病譜發生變化以及國家層面政策扶持、力推國際化等發展背景下，中醫藥行業成長空間非常可觀。
深陷“寒冬”的中醫藥產業，能否在諾貝爾獎這管“暖心劑”的提振下，觸底反彈，重現回暖曙光？
作為具有幾千年悠久歷史的傳統優勢產業，中醫藥近年來的發展并不順利：今年上半年中成藥生產在整個醫藥工業中增速墊底；頻繁飛檢和新藥典執行帶來的政策性洗牌形勢下，“中槍者”以飲片企業和中藥企業居多；中藥審批出現邊緣化趨勢，公開報道顯示，2014年批準的501個新藥批文中，中藥只占2.19%；新一輪的招標，部分省份嚴格限制和縮減中藥品種；上游原材料漲價和下游醫保控費的雙面擠壓呈愈演愈烈之勢……
眼下環境嚴峻，但多位受訪人士表示，長期來看，在人口老齡化、疾病譜發生變化以及國家層面政策扶持、力推國際化等發展背景下，中醫藥行業未來成長空間非常可觀。
企業方面，困境中思變謀動的例子比比皆是：康緣藥業建成國內最大的智能化中藥提取精制工廠；貴州百靈開設糖尿病專科醫院以醫帶藥；云南白藥創新傳統中藥以融入現代生活并試水養老、康復理療等下游醫療環節；同仁堂和天士力分別從傳播中醫藥和改進中醫藥兩個角度突破中藥國際化瓶頸；山東宏濟堂、湖南正清制藥等則發力中藥材溯源系統、中藥指紋圖譜研究，等等。
如諾獎獲得者屠呦呦所言，“中醫藥確實是一個偉大的寶庫、有寶貴的財富，需要我們去發現、挖掘和研究。”而在危機和機遇并存的關口，如何挖潛、實現中醫藥產業復蘇乃至優化升級，對政府和企業來說都是必答題。
“對做中藥的來說，現在的環境已經是最壞的。”這是一家藥企負責人的原話。媒體在調研中發現，不少藥企人士和專家都有類似感受。
工信部發布的數據顯示，今年1~6月，醫藥工業規模以上企業實現主營業務收入12355.61億元，同比增長8.91%，其中增長最慢的是中成藥生產企業，增速為5.2%，遠低于2014年同期的14.09%。
“增速不佳、市場萎縮是國內國際整體經濟形勢下的結果。”中國中藥協會副會長、湖南正清制藥董事長吳飛馳認為，上游原材料漲價和下游醫保控費的雙面擠壓也是事實，目前不可回避。
隨著新版GMP認證大限臨近、2015版《中國藥典》實施以及飛行檢查常態化，中藥企業或將面臨洗牌。根據公開報道，截至9月2日，共有64家藥企被收回GMP證書，中藥飲片企業有47家，占比74.6%；而目前擁有GMP中藥飲片認證范圍的企業共有2203家，中藥飲片藥品生產企業共有1318家，僅有20%企業通過認證。
有評論認為，政策性洗牌對于優化中藥產業結構有益。中國中醫科學院中藥研究所副所長楊洪軍介紹，從目前的中藥企業規模看，大型、中型、小型企業呈金字塔形分布，中、小型企業約占整個中藥行業的四分之三，規模以上企業不足5%，呈現“小、散、亂、差”。隨著監管趨嚴，優勝劣汰，中藥產業集中度有望提高，利于長遠發展。
但楊洪軍也指出，現在政府的導向是鼓勵企業做優質產品，但優質優價的問題尚未解決，在低價中標、優質沒有優價保障的情況下，這種導向所能發揮的作用有限。
“現在國家一系列政策出來最大的目的是撥亂反正，對于老字號企業來說是一次機遇。”山東宏濟堂制藥集團中藥研究院院長武勇表示，從反面看，此次洗牌其實是將以前政策上造成的一些后果讓企業來承擔，企業面臨較大壓力。
云南白藥集團總經理尹品耀表示，這種政策性的洗牌對于龍頭企業來說是利好，但國家在監管過程中，應用的部分標準和規范稍顯滯后，不符合現代的要求。例如，在質量管控中，有時候只看形狀、顏色。根據傳統工藝烘干的藥材是黑乎乎的，而現代冷凍干燥方法處理的顏色就不同了，這種情況下新工藝處理的產品可能會被判為不合格。
中藥創新形勢也不容樂觀。根據國家食藥監總局藥品審評中心發布的《2014年度藥品審評報告》，去年149個獲批上市的新藥(不含新批的仿制藥和改劑型藥品及進口藥)中，中藥只有11個，占比7.38%，低于2013年的12.7%。
中國醫藥質量管理協會副會長孫新生分析認為，主要原因在于很多中藥難以獲得臨床有效性的研究數據。
此外，由于招標受限、保護品種數量減少，中藥銷售市場也在萎縮。例如，福建省9月22日公布的招標目錄與上一版目錄相比，中成藥從1853種銳減到920種，一半以上中成藥品種被踢出，中藥注射劑品種數也驟降。
《2014年度食品藥品監管統計年報》顯示，截至2014年底，共有中藥品種保護證書376個，2012年底是913個，三年間，數量減少近三分之二。
“中醫藥發展還存在一個深層次問題，當前中藥研究與中醫理論脫節。”楊洪軍指出，中醫中藥是一體的，當中藥研究與傳統中醫理論脫節后，原本交織并行螺旋成的一股繩散成兩股繩，相互之間的支撐力減弱。這與以往科研體系碎片化有關，未來要從體制機制、組織形式上保障中醫中藥的關聯式、整合型研究。
過去多年醫藥界整體無疑屬于“西風東漸”時代，近年隨著國家對于中藥產業的重視與扶持，以及行業集中度水平和規模程度的不斷提升，中醫藥走向世界的步伐也在不斷加快。
自2009年開始，國務院及相關部委多次發文，著力推動中醫藥“走出去”，寄望中醫藥產業能與國家經濟實力發展同步，利用好國內國外兩個市場。
統計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雖然我國醫藥外貿增幅較2014年稍有回落，但中藥貿易整體表現比較突出，進出口額為24.3億美元，同比增長10.9%，比2014年高出8.8個百分點。其中，出口額為19.3億美元，同比增長13.5%。
亞洲地區依舊是中藥出口的主要市場，出口額達到11.6億美元，占60.7%。其中，中國香港、日本、馬來西亞、韓國、印尼是主要目標市場。美國是第二市場，近幾年一直保持較高的增幅，今年上半年我國對美國出口中藥2.7億美元，同比增長17.2%。
從出口產品結構上看，植物提取物占56.8%，增速高達29.6%，保健品和中成藥出口額均為1.4億美元，各約占7.3%。
不過，專家指出，植物提取物主要提供給國外植物藥和其他工業行業作為原料，“嚴格意義上講不能算做中藥出口”。而最能代表中醫藥特色的中成藥的出口一直在低位徘徊，去年僅占6.96%，今年占比小幅提升主要得益于價格增長。
“中醫藥‘走出去’面臨三方面的深層次障礙。”中國醫藥保健品進出口商會副會長劉張林分析，一是中醫藥文化尚未在世界范圍內獲得廣泛認可；二是以藥品身份注冊的困難，大多數國家的醫藥管理體系都是建立在現代醫藥發展基礎上，以中醫藥為代表的傳統醫藥的準入和監管困難依舊；三是營銷渠道和模式上的不足，與很多跨國制藥企業相比差距較大，前店后坊式的散點經營、代理式營銷已經不能適應中醫藥國際化的進程。
目前中藥產業國際化的發展，主要體現在境內中醫藥企業向全球銷售產品和提供服務這一層次上。但也有一些企業在全球資源配置、藥品進入主流醫藥市場方面取得進展。
例如，地奧集團、蘭州佛慈等企業在發達國家市場開展藥品注冊活動，積極推動制劑產品國際化準入；天津天士力通過入股歐洲最大的中藥批發企業荷蘭神州醫藥公司，并在非洲、歐盟、俄羅斯、越南等地建立自己的獨資公司，國外營銷網絡初見雛形。
“由重視產品銷售到兼顧目標市場的產品注冊，將是國際化合作的必然趨勢。”劉張林主張，針對中藥國外注冊難題，企業要充分考慮特定中藥品種是否適宜進入國外市場乃至其醫保體系，并選擇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可行性的品種，根據歐盟和美國對植物藥質量研究和質量控制的具體要求，在國內提前做好藥物經濟學和循證醫學的評價。
也有專家表示，在推動中藥以藥品身份進入主流市場上，應選擇優勢品種，突出中藥治療慢性病、疑難病、更年期病癥、風濕病癥、全球性重大疾病(如艾滋病)等方面的優勢。
劉張林還表示，中藥在國際市場上的推廣和營銷需要“業態再造”。一方面，境內傳統醫藥企業在營銷模式上缺乏創新，大多通過代理商將產品推向國際，中醫藥理念的傳達以及消費者反饋和訴求都非常不暢，因此產品往往缺少品牌效益，貿易風險加大。另一方面，由于醫藥產品的特殊性，存在注冊、認證、固定場所銷售等多個特點，境內中藥在參與國際競爭的過程中必須依托境外合作機構的支持。
可行的“業態再造”路徑包括，扶植和鼓勵中醫藥企業在海外建立研究基地、營銷網絡，加強中藥產品物流國際配送網絡建設；在境外開展企業合作平臺建設；與境外機構合作建立中醫藥示范區，特別是在一些基礎條件好的地方建立中醫藥中心，樹立樣板，通過屬地優勢進行推廣，等等。
北京中醫藥大學在俄羅斯圣彼得堡的中醫中心成為境外合作的一個典范。2014年12月，這家中醫中心開始實際的醫療活動，2015年3月獲得了合法的身份。
據介紹，這個中醫中心是北京中醫藥大學與俄羅斯圣彼得堡水務集團、巴普洛夫醫科大學合作建設的，中心的經營場所建筑面積2000多平方米，由圣彼得堡水務集團的職工醫院改建。
“我們前三個月是采用義診的方式，不收費，服務對象主要是那些有一定社會影響的人，希望他們能幫助推廣。”北京中醫藥大學國際交流與合作處處長張立平表示，現在中醫中心已經獲得俄羅斯國家杜馬傳統及民族醫學專家委員會的認證。北京中醫藥大學五年制本科畢業的醫師也獲得了俄羅斯康復保健專家資格證書，可以從事保健、康復工作。
據了解，北京中醫藥大學一直在嘗試與國內企業或財團攜手“走出去”的方式，俄羅斯的中醫中心即是成功的一例，目前，他們正在籌備澳大利亞中醫中心，這個中心是與西悉尼大學合作的項目。另外，北中醫在美國的中醫中心也在準備中。
除了高校和企業，國家層面也已有實際行動。據悉，今年6月份，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設立首批共17個中醫藥國際合作專項，其中包括中國-美國中醫藥腫瘤合作中心、中國-馬拉維青蒿素抗瘧中心、中國-中東歐中醫醫療培訓中心等。支持范圍涵蓋“一帶一路”海外中醫藥中心建設、中醫藥健康服務業國際化建設、中醫藥文化國際傳播、中醫藥產品國際市場標準化體系構建4個版塊，覆蓋23家單位。
此外，諸如同仁堂“以醫帶藥”模式、不少國外開設的中醫院改良中藥劑型主動適應當地生活習慣的做法，同樣值得借鑒。
“長期來看，中醫藥產業發展向好。”這是不少藥企負責人和專家的共識。
首先，近年來，國家層面針對中醫藥產業發展、中藥材種植、中醫藥服務貿易、國際化等方面制定了相應扶持政策。廣東、山西、湖南等不少省份提出將建立“中醫藥強省”作為發展目標，并頒布了具體的行動綱要。而此次屠呦呦獲得諾獎，也引起從中央政府、監管部門到各級地方政府對中醫藥的重視。
今年7月，國家發改委發布《實施新興產業重大工程包的通知》，未來三年重點開展的六大工程就包括新型健康技術惠民工程，而該工程的一大任務就是發揮現代中藥在疾病防治方面的作用。《通知》明確，充分應用先進技術和方法，構建中藥產業全鏈條的優質產品標準體系，制定涵蓋50%以上的中成藥大品種的優質產品標準和50%以上的臨床最常用中藥飲片的等級標準，建設中藥標準化支撐體系平臺，推動優質優價和中藥產品質量的全面提升。
其次，整個醫療體系的構建中，醫改、藥改都把中醫藥擺在比較重要的位置上。“中醫藥會迎來一個比較好的，相對比較寬松的發展時期。”尹品耀表示。
在醫改進入“深水區”、“啃硬骨頭”的階段，中醫藥系統在深化醫改方面亮點頻現。
公開報道顯示，2014年，中醫以4.45%的醫療機構、7.19%的中醫人員、占政府衛生支出比例2.61%的中醫機構財政撥款，承擔了15%左右的診療服務。同時，中醫門診次均費用和住院人均費用分別只占綜合性醫院的79%和74%。
最后，隨著經濟和社會發展轉型，疾病譜發生變化，人類所面臨的健康威脅已轉變為心腦血管疾病、神經退行性疾病、腫瘤等非傳染性慢性病，對于這些病原體不明確、多因素導致的復雜疾病，以線性思維和還原分析為特點的西方醫學遇到嚴峻挑戰，而中醫整體的、多靶點的、多層次的作用和調節，將發揮優勢。
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研究所研究員陳凱先舉例，肝癌到了晚期無法動手術，而索拉非尼這類靶向藥物的治療，費用10萬到20萬元，只能將病人平均的生存期延長2.6個月。而中醫有一些成本相對低廉的辦法扶正祛邪，生命延長兩年一年的例子非常多。“這方面好好總結形成一些規范化的中醫療法，對醫學發展來說是很大的貢獻。”
在陳凱先看來，當前的醫學模式也面臨困境，一是以征服心腦血管、癌癥等非傳染性慢病為目標的第二次衛生革命受阻，二是醫療費用惡性膨脹引發的全球醫療危機。
今年4月，國家衛計委發布的《中國疾病預防控制工作進展(2015年)報告》顯示，截至當時，已有2.6億人患有慢性病，腦血管病、惡性腫瘤等慢性病已成為主要死因，慢性病導致的死亡人數已占到全國總死亡的86.6%，而導致的疾病負擔占總疾病負擔的近70%。
“必須把醫學發展的戰略優先從‘以治愈疾病為目的的高技術追求’轉向‘預防疾病和損傷，維持和促進健康’。”陳凱先表示，而在這方面，中醫“治未病”為指導的綜合調理養生保健理論將發揮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傳統中藥企業積極把握新機遇。例如，貴州百靈與騰訊達成“互聯網+慢病醫療”合作，云南白藥麗江分公司則轉型做康復理療。
姜偉說，要發揮中醫藥、民族特色藥的優勢，“藥物研究和挖掘非常重要”。楊洪軍建議，大型中藥企業的發展戰略應該進一步加強企業創新主體的地位，重點挖掘產品新的價值，夯實產品的臨床和科學基礎，聚焦中藥創新產品開發、已上市產品二次開發培育、中草藥在大健康領域的研發與應用，尋求新的市場發展空間。
信息來源：醫藥觀察家網
